港口是具有水陆联运设备和条件，供船舶安全进出和停泊的运输枢纽。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工农业产品和外贸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船舶停泊、装卸货物、上下旅客、补充给养的场所。由于港口是联系内陆腹地和海洋运输(国际航空运输)的一个天然界面，因此，人们也把港口作为国际物流的一个特殊结点。

　　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结束长期以来的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开始开放沿海主要港口,这一开放进程持续了几十年，使沿海海关和港口完全被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殆尽。此外,各地为了发展贸易的需要,也自行开放了一些港口。这样,在我国沿海、沿江(长江)和沿边(边疆地带),便形成一批对外开放的商埠。到20世纪20年代,在当地设立海关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海关贸易报告年报上辟有分关报告的开放商埠,已达到四十余个。港口开放大多是在外力的强迫下实现的,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体现,然而它客观上促使着中国各区域的现代化和经济外向化。无论是沿海沿江还是沿边的开放商埠,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比较重要的仍是分布在沿海沿江的港口。自北向南,主要有东北的安东(今丹东)、大连、牛庄(今海城市西部),华北的天津、烟台、青岛,华中的上海、宁波、温州,华南的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梧州,台湾的淡水、打狗(今高雄),以及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万县,中游的汉口、九江,下游的芜湖、南京、镇江等港,也是重要的开放港口。沿海港口是我国和国外以及我国沿海各地区之间发展交通与贸易联系的主要枢纽。一方面,各港口城市通过密切的海上联系,形成繁荣的埠际贸易,我国的南北区域以及沿海与内地的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物资通过这些港口输往世界各国,各国的进口物资通过这些港口输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海上运输特别是远洋运输处于空白，海上运输没有自己的船队。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国的海上运输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沿海港口建设重点围绕煤炭、集装箱、进口铁矿石、粮食、陆岛滚装、深水出海航道等运输系统进行，特别加强了集装箱运输系统的建设。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和深圳等港建设了一批深水集装箱码头，为中国集装箱枢纽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煤炭运输系统建设也进一步加强，新建成一批煤炭装卸船码头。同时，改建、扩建了一批进口原油、铁矿石码头。

　　沿海港口共有中级以上泊位2500多个，其中万吨级泊位650多个;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50万标准箱，跃居世界第一位。一些大港口年总吞吐量超过亿吨，上海港、深圳港、青岛港、天津港、广州港、厦门港、宁波港、大连港八个港口已进入集装箱港口世界50强。

　　据杭州中经智盛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发布的《2022-2026年港口建设行业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海上运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间就已有战船，水上运输已十分频繁，港口应运而生。当时有渤海沿岸的碣石港(今秦皇岛港)。战国初期古人利用指南针在海上辨别方向，后来经阿拉伯传到西方，对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代的广州港以及徐闻、合浦港，已与国外有频繁的海上通商活动。

　　　唐代时设有“司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并向往来的商船征税。长江沿岸的扬州港，兼有海港与河港的特征。在唐朝已是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港。

　　　”十四五“提到的一个目标：建设一流港口，服务交通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

　　　当前，以天津为中心，辽宁和山东为两翼的环渤海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以厦门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以北部湾港为中心的西南沿海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两个国内转运中心是：舟山江海联运中心，宁波舟山沿海转运中心。长江流域航运中心是：以武汉为中心，重庆为副中心的长江流域航运中心。

　　　今年上半年，仅外贸一项的货物吞吐量高达 235720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高达 13818 万标箱，港口和船舶的运作模式已有几千年的人力为主发展成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平台化和信息化。

　　　平台化是港口服务功能的基本属性，是集聚港口发展资源的载体，是港口运营商和政府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平台的资源集聚能力和发展水平是港口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信息化是港口竞争和发展的核心手段，是港口生产自动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智能化和发展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和根本体现。

　　　港口生产力的沿革和发展已经从自然条件—人力—半机械化—全机械化向全自动—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资源整合—管理智慧化—生产自动化—操作智能化—服务智能化转变……所有的这些转变没有信息化必将无从谈起，信息化是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突破口和核心所在。自动化港口和船舶依托新基建和新科技势能，积极抢抓数字化转型先机，把数据作为企业的核心资源。